寻得桃源可避秦

yeyeshengge

台大历史教授逯耀东说，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传统价值体系影响，难以完全和政治绝缘。他们或入世、济世，希望兼善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隐居世外，独善其身，浸淫学问诗文，和政治保持一定的疏离。他笔下的陈寅恪、沈刚伯和钱穆（宾四）就是后一种人生态度的典范。“且做神州袖手人”一句出自陈寅恪父亲的诗句，逯耀东的同名著作中为三位史学前辈写真，也以此来概括三人的立身处世之道。

钱穆（1895－1990）平生未仕，潜心研究，但也注重生活情趣。他晚年在台北近郊、东吴大学校园里的寓所起名“素书楼”，有山有水，风景优美。早年在无锡、苏州、北平、香港等地教书时，他埋头学问，化九年时间写成学术巨著《先秦诸子系年》等，虽然寂寞，但也从不曾忘怀山水，经常出行，欣赏园林、田野之美。1940年他更是隐居苏州耦园一年，完成《史记地名考》。他研究朱熹，强调这位理学大师“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享受隐居生活，并不是一般想象中毫无情趣的木头人，大约也是夫子自道。逯耀东认为他能调和儒家“外王内圣”的建功立业和隐逸山水的自我放逐两个极端，将两者分别通过著述和生活表现出来，可谓拥有成功的人生。

沈刚伯（1896－1977）从南京中央大学到台北台湾大学，一袭长衫，随身一个小皮箱，从西洋史教到中国史，又担任台大文学院长，创建院系，提高学术水准，在教学、行政方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逯耀东回忆，他讲课天马行空，可以把学生带到另一个世界，但评分颇严，学生能拿七十分就已经很好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则是纵横中外，博通古今，既有深厚学养，又有卓越见识。比如，他认为“夷夏之防”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对文化礼教的提倡，因为夷狄如能接受中原礼教，也能获得平等待遇。而他终身的志向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终身不参加政治，但求以劳力换取糊口的温饱”。

较之以上二位作者曾亲炙教诲的恩师，陈寅恪（1890－1969）对他来说更多是个研究对象。陈从事“不今不古之学”，当年“偷听”他讲课的学生季羡林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他欧洲游学期间写下的六十四本读书笔记，里面有关微积分的记录不但证明陈氏在数学方面的素养，而且显示他很早就开始考虑学科整合问题。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清亡后发誓远离政治，“绝不入帝京”，北洋时代隐居金陵，北伐成功他又搬到北平。陈氏本人却是“且做神州袖手人”而不可得，最终是目盲足膑，在文革中悽惨离世。

逯耀东的《且做神州袖手人》一书另外收集他本人的历史论文，谈到胡适在北平时常光顾的餐馆以及他和郭沫若交往的公案，刘知几的学说，甚至有对电视系列《河殇》的评论。

作者文笔好，学问佳，全书读来甚有趣味，但我觉得本书的精华还在他对三位老知识分子的刻画。逯耀东对前人的评述当然基于特定的学术、思想体系和个人生活经历。但他缅怀前人的同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深厚情感呼之欲出，自有“仁者必有勇”的风范。

fa28

是啊。。。。

塞北西南月如霜

哪里会有桃源可避啊！每次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去世的才子，都觉得好可惜，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失去这么多杰出精英人物，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fa28

wow............

newflower888

长见识了。

wsjboy

see,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