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爱做饭、观念传统、读书用功这些老标签，外国学生对他们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怎样的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5名学生，讲述了他们接触到的中国同伴，或许你也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些什么，从而改变些什么。

“中国留学生可被分为三类”

卡罗琳哈维来自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现就读于英国威尔士大学。她说自己和中国学生算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同住的学生公寓楼里有5个中国人，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一应俱全。“他们大都很友善，和其他国家学生没什么不同。一样爱笑爱闹，喜欢朋友聚会，噢，惟一不同就是他们都特别热衷做菜!”(你的外国朋友是不是也在尝过你做的菜后，边点头边说：“Good，Good”?)她笑道，“他们真的特别厉害，每顿饭要做好几盘菜，不像我，用一个盘子就解决了。”

在卡罗琳眼中，中国留学生也要细分成至少3类：愿意接受并尝试融入西方社会的;有些抵触但仍努力改变的;彻底将自己隔绝在一个小团体里的。她说，同住的中国学生中有些非常西化，听英国乐队，开寝室派对和外国学生交朋友。但有些就很封闭，从来不参加集体活动，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卡罗琳认为这和他们出国前的经历有关：“比如那个很少和大家交流的男生，应该是第一次出国还不适应国外环境，加上语言障碍，就干脆把自己给封闭起来。”

说到适应新环境，她无奈地讲述了全楼最严重的“中印危机”：一个中国女生每次都会在冰箱和橱柜里囤积很多食物，导致其他楼友没地方存放食品。一个印度女生对此就特别有意见，经常抗议性地把中国女生的东西直接拿出来丢在外面。“这多幼稚啊，就像小孩子闹脾气。”卡罗琳叹了口气说道，“基本每次都是我去调停，感觉自己跟联合国中印关系大使似的。”

“我不敢邀请中国学生”

艾柯范格罗宁根来自荷兰第二大城市乌特勒支，现就读于英国威尔士大学。奔放热情的性格让他的朋友成群，其中也不乏中国学生。在他看来，中国学生普遍家教严格。他对某次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的经历，印象特别深刻：“他家真是一尘不染，进门脱了鞋还要整整齐齐地摆放好，我坐在客厅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家庭管教严格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课业勤奋。在艾柯看来，中国学生几乎就是“用功狂”的代名词。“我们班有两个中国女生，每次老师开出的长长一张书单，能认真看完的，大概全班也就只有她俩吧。”他感慨道，“不过，总分却还是我更高，因为她们从不参加课堂讨论，那也占分数的50%呢。”(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中国学生不喜欢讨论不喜欢发言。你是否也曾经知道问题答案或有个不错的点子，但憋死也不举手说，当老师把目光转移到你身上时，你却或装痴呆状，或做羞涩状，等到老师把这个话题结束了，才后悔刚才没说两句露露脸儿。)

爱热闹的艾柯经常在自己或朋友家开办各种派对，其中免不了喝酒和整人逗趣的小游戏。但他一般不敢邀请中国学生，尤其中国女生，“我担心他们会不习惯我们的玩法。毕竟，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中国学生思想还是非常保守。”艾柯曾尝试邀请一个在他看来言谈举止都相当西化的中国女孩，结果发现她整晚都很不自在： “或许传统观念已经深深植根在他们脑中了吧。这并不是一个好坏价值判断的问题，只是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了思想极端开放的人来说，他们让我觉得有些难以接近和不好相处。”

“语言是他们的最大障碍”

萨科斯欧哈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就读。她和3名中国留学生共租一个房子，遇到了一堆让她头疼的问题。

萨科斯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中国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实在让她没办法很好和他们沟通，也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当我被告知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时，我简直太吃惊了。”萨科斯说，“因为他们的口语能力完全不能正常对话，更别说讨论问题了。”

就是因为语言障碍，她和同住的一个中国男生特别不和。“我负责电费水费等各种账单，和采购基本公用物品比如卫生纸和清洁剂。但那个男生，无论我跟他说多少遍，就是不肯出凑份子的钱。他说他会用自己的卫生纸，真是把我给气炸了!”但她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男生蛮不讲理，而是他根本就没明白她的意思，经过另外几个中国学生转述，这个男生才了解了状况，补上了该交的钱。

“我们都是在一个陌生国家，都需要适应新环境，他们的语言有障碍会更困难些，这我都理解，但至少要努力。”萨科斯说，“就拿我的合租者来说，有两个女生一直在尝试和我交流，还给我带来中国绿茶，她们的语言进步就很快，比刚来时好多了。可那个男生，见面连招呼也不打，除了固定的两个中国同学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朋友，这样怎么可能有进步呢?”(刚出国门，语言障碍是每个留学生都不可避免的，别说你英语多牛，雅思多少，GRE多高的，一律歇菜。这个障碍不克服，想接着混很难的。)

“他们特别爱热闹”

威廉巴莱特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现任职美国某投资公司，并曾在该公司成都分部工作过一年。他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主要是在大学期间，他当时已学习了3年汉语，并参与学校华人团体，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威廉认为自己和中国学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的父母也特别重视学业，而不像多数美国家庭那样期望孩子成为NBA巨星。但在和中国学生一起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他仍发现了不少差异“每当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大家摆上台面来公开辩论，而他们却总是希望台下解决，避免冲突。另一个让我很困扰的细节是，他们总临时改变计划，比如一个会议的时间地点，明明早就定好了，但都会突然变卦。”

威廉很羡慕中国人那种互相之间特别亲近的感觉。“他们特别爱热闹，会花很多时间来和朋友、家人相处，一起聚伙吃饭，一起打牌开派对。不像我们美国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你是不是也经常参加华人组织的派对?你参加派对时有没有注意到，也许周围正有个老外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呢?)

在成都一年的经历让威廉喜欢上了这个温情的城市，“我和中国一起经历了难忘的512地震，以后要是有机会，我还想再回去那里工作。”

“他们丢失了探索和思辨能力”

塞缪尔利波夫来自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现攻读麻省理工大学生化系博士学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说一口略带京腔的流利汉语，参加各种中国学生组织的活动，并经由学校项目多次到过中国各地。从8年前刚迈进哈佛校门，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学生的亲密接触合住的学生套间中有4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可谓少见。“我特意选择和中国学生一起住。”塞缪尔利波夫说，“因为当时我已学习了两年汉语，对中国也有很大兴趣。”

回忆起当时的合住经历，塞缪尔对室友间时常自发辩论国家大事的氛围印象深刻。“我的室友来自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因此对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很不同。其中一个女生的父亲当时是北京部长级官员，而另一名男生的父亲则是中国一份刊物的负责人，他们经常激烈争论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塞缪尔对此种辩论颇为赞许，认为其争论非常深刻，即便有再大意见冲突也能理智探讨，互相尊重。

相较之下，他发觉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正逐渐丢失这种思辨能力，“他们更实际，更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对政治则比较漠然，更不会去深究”。塞缪尔认为这非常让人失望，“在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之中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如果连他们都丢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一个国家该怎样不断前进发展?”(越来越多人出国不是为了将来拯救中国政坛，把探索和思辨能力用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也是不错的，但问题关键是探索和思辨能力，有多少人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