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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学研究报告称耻与廉被指系当前践行最差理念 [打印本页]

作者: whdxwd1 时间: 2011-8-10 21:11 标题: 大学研究报告称耻与廉被指系当前践行最差理念

董海军，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调查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

　　该报告显示，在对当前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情况的评价中，农民群体的评分最高(6.87分)，国家公务人员的评分最低(6.27分)。“耻”与“廉”被认为是当前社会践行得最差的两个理念。

　　“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调查”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海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古语说“礼失求诸野”，虽然我们社会还未到“礼失”的地步，但面对当前存在的“官商无德，精英不范”现象，我们必须意识到向民间寻求道德榜样的重要性。

　　中国青年报：这次调查有几个结论很有意思，比如“文化程度越高，对传统道德理念的践行现状评价越低”、“农村居民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上高于城市居民”。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董海军：我们的调查，是让受访者对整个社会的传统道德理念践行状况进行评分。我们将中国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13个方面，请大家对实行状况以及重要性分别打分(最高分10分，最低分0分)。由此，我们得出了不同年龄段、性别、文化程度和职业的人，对当前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的评分。

　　我们对“文化程度越高，对传统道德理念的践行现状评价越低”这一结论，并不感到意外。一方面，我们的文化知识教育对传统文化教育有所忽略，否则文化程度高的人应该评价更高一些；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受教育越多的人，对社会现实的要求和把握更高，具有更强的现代意识和批判意识。这种“反比”的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中国青年报：报告指出，这种“反比”反映出一个问题：一些被公众认为弱势的社会群体正在成为我国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榜样，相对于强势群体，他们更好地践行了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既然调查的是各群体对社会情况的主观评价，得出这一结论会不会有失偏颇？

　　董海军：每个人都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来作出评价的，这个评价能反映出他周围或所处圈子的情况。比如，公务人员对社会道德传统理念实践状况评价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接触圈子的情况。

　　这个前提假设是基于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和心理学的投射理论，它们是被广泛认可或实验证实的理论。社会化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与观念除了本能言行外都是从社会习得的，获取来源就是所处的圈子、环境。心理学的投射理论，是指个体依据其需要、情绪的主观指向，将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的现象。投射作用的实质，是个体将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心理行为特征，推测成在他人身上也同样存在。我们常说的，“说人者说己”、“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有这样的意思。

　　中国青年报：从这个结论，我想到一句古语“礼失求诸野”。您觉得，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求诸野”了？

　　董海军：我们对当下社会的判断是，传统美德的总体践行尚可，还未到“失”的阶段，但需要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官商无德，精英不范”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的调查报告分析了政治、经济领域的道德践行状况。这两个领域的核心人群——公务员和商人，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评价分较低，反映出这两个群体的道德践行状况较差，没有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13个中国道德文化核心理念中，“廉”重点反映在政治领域，“诚”重点反映在经济领域。从调查来看，“廉”的得分(4.85分)没有及格，而且践行状况评价与重要性评价之间相差最大。也就是说，“廉”已成为我们社会最需要补救的道德理念。“诚”在重要性评价中排在前列，但在现状评价中也是倒数。这反映出我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严重缺失。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从民间寻找有用的资源。“朝”、“野”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往往是“朝”对“野”的作用大，“野”对“朝”的作用小。所以，我们“求诸野”的重点在于增加“野”的作用和影响力。

　　中国青年报：具体怎么做呢？

　　董海军：一方面，要提高民众的道德自主性。前面提到，社会地位高的人批判性强，也就是自主性强。社会地位低的人相对来说自主性较弱，缺乏对自己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自信。不过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政府对网络问政的逐步重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提出意见，对国家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作用。

　　另一方面，推进扁平化的沟通平台建设，进一步推动政府、精英与群众间的平等互动。我在做类似研究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网络互动平台是应景而建，疏于管理。像江苏睢宁的“一毛钱维稳”、陕西合阳的“最敬业政府网站”等有效的官民互动平台还不普遍。一些地方夸大了接触群众的成本，不愿建立畅通的互动平台。要知道，相对于信访等传统方式，扁平化的沟通是最有效率的沟通方式，能有效节约解决矛盾的成本。

　　我们还要加强对平民道德事迹的宣传，但要避免形式主义与走过场。我常听学生说，一些假大空的德育宣传方式让他们反感，很多教育者坐在台上说大话，到了台下自己都做不到。道德研究可以保持形而上，但道德教育需要回归现实生活。我觉得，央视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道德观察》等栏目都是不错的德育形式——来源于生活，有图有真相。哪怕这个真相是被选择的，至少人和事都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青年报：也有网友认为，要提升整个社会道德理念的践行水平，还得采取一些切实的有力手段。您觉得呢？

　　董海军：是的。当前社会急需警惕“无德观”的苗头——“无毒不丈夫”成为一些“无德者”的挡箭牌，很多人一味敬佩所谓“成功人士”，以缺德为荣，讥讽遵守传统道德理念的人“老土”。

　　这也表明，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羞耻之心。这次调查中，“耻”的得分非常低(5.75分)，排在倒数第二，仅高于“廉”的得分。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感，是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评价别人或反省自身行为产生的耻辱或羞愧的心理。耻感是道德伦理的一道堤坝，也是我们民族基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但如今，卑鄙成为卑鄙者的座右铭，无耻成为无耻者的通行证。

　　相对于道德教育，我国目前的道德控制显得十分乏力。道德控制是社会或某一组织、群体运用社会力量，影响、约束和规定社会成员道德观念和行为的手段。它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与法律控制平行。很多时候，有些不道德行为并不违法，但需要道德控制来起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社会监督，包括家庭、社区的监督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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