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国，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日中国人已近百万。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去结婚，去挣钱，去创业……怀着五彩缤纷的理想和梦幻，从湛蓝的天上，从碧蓝的海上，踏上了这块扶桑之地。他们在域外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备受网民们关注，本网联合日本华文媒体《日本新华》陆续刊发在日华侨华人的生活点滴。 中新网7月2日电 题：上海女子在日本向诱惑投降后的血泪史 ◆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编辑 王海波 看见记者走入病房，她显得有些吃力地坐起来。清秀憔悴的面庞上掩饰不住一场灾难后的恐惧感，右眼角周围的青紫和眼球上淤积的血块清晰可见，脖颈周围被扼被掐被拧的痕迹仍然斑斑点点地遗留着。这时，她已经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了。 事情，还是从头说起吧。 ●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她已经走过的人生的经历并不复杂。也许是这种不复杂的经历，使得她的头脑也没有复杂起来。 大学毕业以后，她在一家杂志社内做编辑工作。文字工作固然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精神快乐，但物质的贫困却是很难改变的。5年后，她“改行”了，转到一家著名饭店的旅游公司内工作。没有想到，同样一个旅游公司内，她所在的亚太部冷冷清清，客源不足，奖金自然也就不多；比邻的日本部却宾客盈门，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要向其它部门“借调”人手。多劳，自然多得。日本部工作人员的多得，让旁人羡慕得眼红。 和许多知识女性一样，她也是不安于现状的。会说日语，就可以到日本部工作。专业是学俄语的她，在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要想学日语，自然是到日本学习最好。在那里，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还可以在经济上宽松一下。正可谓日语中所说的“一石二鸟”，在中文中就叫做“一箭双雕”了。 当然，学好日语，还可以和日本人搞贸易。丈夫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应该是日本商人最想建立的“人脉”关系，她拥有他人没有的条件，也就拥有他人没有的自信。 就这样，她辞别了丈夫，答应学习两年语言后回国；吻别了儿子，暂时每个月花1800元人民币，把他“全托”出去。在事业与亲情上，她首先选择了事业！ 30岁生日刚过，她就来到日本东京，在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结果，她还是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大多数踏上东瀛列岛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以在餐馆打工作为读书的前提。并不是他们喜欢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而是他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她也不例外。来到东京后，在银座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刷碗，凭着微薄的工薪，维持生计和学习。 半年。整整刷了半年的碗。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洗碗机了。把油腻腻的碗碟首先大小分类，分别放入不同的水槽内，手中拿着浸满洗洁净的海绵，一个一个地洗，一个一个地冲，一个一个地擦干，一个一个地摆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功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如此长久地运转！ 每天下班了，看看自己的手，肤色泛着碱白色，指纹犹如刀刻般清晰。拖着疲倦的身躯往“家”走，想着远方的儿子，不知多少次泪水扑簌…… 再看看班里的女同学，一个个从餐馆“转业”了，脸上的姿容变了，身上的服饰变了，经济条件变了，说话的内容也变了。她记不清楚多少次叮咛自己了：“一定要顶住诱惑。”但是，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 一个同学听说她没有去过“斯那库”(酒吧)，便友好地表示要带她去“玩玩”。据说，去玩的当天，店里的一位客人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的气质和别人不一样，你把她留下来吧。”结果，她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着，去年8月1日，她开始上班。8月2日的夜晚，这个给她人生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出现了。 从送过来的名片上看，他是“公认会计士”，在霞关大楼内上班。从他的话语中得知，他已经离婚，有两个儿子，都“预存”在前妻家中。当然，最让她感到动心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几乎天天都来坐她的“台”。不久，又送给她一块西铁城手表，告诉她：“这块手表两万多日元，是比较贵的。”回“家”以后，她打电话给朋友，说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朋友听后则劝她：“两万日元不算什么好表。不要和这样的穷光蛋交往。”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个日本人来店里的时候，她正陪着一个客人跳舞。他勃然大怒，粗暴地把她从店里拽了出去，粗暴地从她手腕上摘下了那块西铁城手表。本来，这应该成为两个人分手的契机，但她却错把这种粗暴当做了男人炽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感的进展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尽管这是畸形的情感。 9月初，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轻井泽旅游。傍晚，她提出开两个房间，他怎么肯呢？这一夜，他6次向她发起“进攻”，把她当做一个泄欲的工具…… ●情海与醋波总是搅在一起的。那么，荒唐与辛酸呢？ 9月23日，两个人同居了。男方只负责支付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再就是到酒吧里来喝酒。一个星期后，男方说出实话，自己的妻子患有子宫癌，不肯离婚；另外自己有3个儿子，分别在读大学、高中、小学。根本就无法离婚！ 能说什么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何况，他还答应生活上继续照顾她，答应把自己的一些“人脉”继续介绍给她呢！他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了。在她的笔记本上记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 今年2月17日，他第一次把她打得脸上挂彩。但是，她仍然没有和他分手。 3月31日夜晚。他到酒吧里来喝酒，看见她在陪客人，又光火起来，拽起她就往外走。店里的“妈妈”不干了，“妈妈”的姐姐更是勇往直前，脱下高跟鞋，用鞋跟狠狠地敲打他的脑袋，打得他满脸流血。他说自己要去报警，可是，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先回来了。 店里的“妈妈”告诉她：以前，他也是这样，喜欢上店里一位上海小姐，花了许多钱，却没有达到目的。他发火打了这位上海小姐，小姐反过来报警，在警方的干预下他支付了“慰谢料”。所以，“妈妈”的判断是：他不敢报警！ 为此，她不得不辞退这里的工作，转到另一家酒吧后时常干到早上4点钟。他呢，发脾气近乎“日常化”了。每每发脾气的时候，除了打人，还要砸东西，电视、传真机等等，砸起来毫不吝啬。当然，事后还要置买的。 至于暴力的原因，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4月13日，两个人到福岛、新潟等地去旅游，回来后这个男人说：“为你花钱太多了。”说完就打。再比如说，4月28日，两个人一起到银座买衣服，男方主动提出要给她花钱，她自己花了 5万多日元，男方也花了1万2千日元，回去后又为花钱的事情暴打了她一顿。当然，也有早上4点钟，他到酒吧前去接她，回来后痛打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不久前，她回国探亲。他心里醋缸翻倒，实在不是滋味，送她上飞机以前还在殷殷嘱咐：“你回去后一定要住在你妈妈家”“你回去不能和你老公在一起”等等。她呢，自然无法做到。 5月22日深夜，他从东京给她的上海家里打电话，怒气冲天地大喊：“谁让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的？你在电话里听着，我现在要砸家具了！”就这样，她把电话挂上，他把电话打来，再挂上，再打过来。而话筒里传来的除了粗暴的叫骂声外，就是“乒乒乓乓”砸家具的声音了。 无奈，她撇下疑心重重和满腹怨气的丈夫，她撇下久已想念她的儿子，24日又从上海返回日本。 他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就疯狂地“爱”她，恐怕再次失去她；喝了酒以后，就借酒发“疯”，一边开车，一边拧她的大腿。一会儿开快车，一会儿猛煞车，声称“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吧”。 5月26日深夜1点半钟，他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一边痛骂：“你的身体已经弄脏了，脏得没有办法要了”，一边出手痛打。他凶残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扯下来，把她塞到厕所内，用拳、用脚、用皮鞋、用水壶、用皮带，整整打到清晨3点钟。这个期问，她哭饶，他毫不理会；她哭喊，没有一个人来救援。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对年龄相差18岁的男女，是以“婚约者’的名义居住在一起的。她被打得小便失禁了，昏迷了…… 他打不动了，实在打不动了，倒头就睡。早晨7点钟，他醒来后，看见脸部青紫肿涨得失去人形的她，看见手指被骨折后滴滴淌血的她，看见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她，他腿软了，声颤了，扔过来一把菜刀，说：“你把我杀了吧！求求你，你把我杀了吧！我不算人，我没有勇气自杀，你杀我吧！” 她艰难地张开淌着血的嘴，说：“我也没有勇气杀你。要死，你还是自杀吧！”接着，把菜刀扔了回去。 次日上午9点钟，两个人来到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 ●她期望“一箭双雕”。他说：“你不要搞错，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 她住院后，记者闻讯去看她。情形，与本文开篇时描述的一样。“你想怎么解决呢？”记者问她。 她无力地说：“我想让他赔偿我一笔费用，至少要200万日元。” “他呢，他想怎么解决呢？”我接着问。 “他一开始非常害怕，连送我上医院都想找一个警察不知道的医院。也答应赔我一笔钱。这几天，他看见我好一点了，口气就变了，说不能赔我钱，说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他还说，我如果报警，他就自杀。还说中国人就知道要钱，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说。 记者劝她，问题的解决，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东京入管局方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去做；报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这样问题会解决的。另外，你不要担心他会自杀，应该相信“会咬的狗是不叫唤的”。 后来，记者陪她到警察署报案。当晚，他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说警察已经打电话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当然，她没有同意。 几天后，记者把这个日本人“请”到《日本新华》编辑部，他又鞠躬，又谢罪，表示自己是因为爱，因为爱的嫉妒，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时，表示愿意支付200万日元，赔偿她的精神和身体的损失，并且写下了“示谈书”，保证先支付50万日元。等到以后贷款下来后，再支付150万日元。第二天，他到医院，在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交给了她50万日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的两点钟，她给记者打电话，说那个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按门铃要进来呢！记者拨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电话，劝他马上回家；又打电话告诉她，可以马上报警！ 事后，她没有再来过电话…… 行笔至此，记者还想告诉读者，许多女性听说此事后，不同意记者帮助这位中国女性，她们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断的。 记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时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况且，她孤立无援，日本人是不会帮助她的，我们作为同胞再不伸手的话，那些人不就真的以为“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了吗？ 当然，如果这个近似“荒唐”的故事，这个引人“辛酸”的经历，能够让人们有一番思考的话，将是记者意外的收获。(完)
| 
发表于 2010-7-2 08: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