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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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校友，吴贻芳（1893－1985）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博奖学金（Barbour Scholarship）得主，读书时专攻昆虫学，后来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45年，她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1979年，她以耄耋之年访美，又获得密西根大学的“智慧女神奖”和金钥匙。

吴贻芳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二十余年，是民国罕见的女教育家之一，当年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可是，她也可能是个性最为含蓄低调，身世最为扑朔迷离的教育家。当初研究金陵女子大学的历史时，我不但查阅了海外档案馆中吴氏生前的英文信件和报告，也曾经访谈过那些和她打过交道的金女大老校友。他人的字里行间、话音内外，描摹的无非是吴贻芳从容优雅、刚强睿智的公众形象。然而，作为中国女子教育最高成就的化身，她私下的喜怒哀乐、爱憎偏嗜却不那么容易捉摸。

吴贻芳出生于式微的官宦家庭，曾自嘲曰“一代不如一代”。她的早年经历相当坎坷。虽然父母开恩，准许她和大姐“放脚”并离家进入新式女子学堂求学，可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因父亲牵涉进官场风波，闹得家破人亡。用迷信的老话来说，吴贻芳大概称得上“命相刚硬”、“亲缘淡薄”。年仅十几岁的她，就面临父母双亡，兄姊相继自杀，需要独立支撑家庭，抚养老祖母和幼妹的局面。以后，虽有舅舅陈叔通的关怀照顾，她在求学和事业方面也蒸蒸日上，可是她的妹妹吴贻荃又在抗战时期在美国失踪，从此再无音讯。

吴贻芳本人对于早年的家庭经历从未提及，从不置评。因为她终身未婚，曾有好奇的学生追根究底，她也顾左右而言他，语焉不详。很可惜她的挚友和金女大同级校友、入教引路人牛惠生夫人徐亦蓁早已过世，否则也许能从这位心直口快的女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内幕消息。现在从她留下来的文字中，我所能觉察到的张力主要有二，一是她的公众和私密表述的对比；二是她的基督徒信仰和爱国者思维的冲突。

吴贻芳是一位受过中美两种教育、两种文化薰陶的知识分子，也是和中美的文化政治精英相处时都游刃有余的人物。她的美国传教士同事虽然对她的“中国贵族”气质偶发议论，但大都十分敬佩她的能力、忠诚、和交际手段。可是抗战爆发以后，她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也承认自己考虑问题更象一个焦灼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同样地，作为公众人物，她和外国人交往时似乎如鱼得水，但私下却也不免为中国人在国际上遭受的歧视感到耻辱。1936年她去伦敦参加教会的国际会议，顺便访问加拿大和美国。结果在芝加哥弃舟换车时，列车员认为她作为中国公民无权从加国进入美国，害得她差点中途被驱赶下车。在给美国好友的通信中，她承认，虽然最后有惊无险，可是美国人一走，她就“象孩子一样为可怜的老中国痛哭流涕”。但据校友回忆，在回国后的讲话中，她不仅对自己的情绪失控只字不提，而且说自己因此半夜下车，找到中国领事馆才脱困，因而激发了听众的爱国热情。

校友们日后时常追忆从南山飘然而下、在金女大校园里冉冉走来的那个身穿紫红旗袍，围着白围巾的身影。但大约很少有人能体会作为一校之长、一家之主，既是基督徒也是爱国者的吴贻芳在动荡的中国时时刻刻要承担的紧张和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