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因为在《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书中的一些成功预测,几十年都被人冠以“未来学家”的称号。但当去年和自己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出版《中国大趋势》一书后,奈斯比特就拒绝别人再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在盲目地夸奖或预测中国,而是在多年研究和搜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奈斯比特夫妇被看成是“最了解中国”的一对西方专家。近日,他们又来到中国多个城市的中学推广奈斯比特夫人的新书《梅琳,我的中国》,这本书通过中美两个“90后”女孩的视角来讲述“真实的中国和美国”。奈斯比特夫妇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和美国就像苹果和橘子一样不同”,而他们要做的就是缩小中国人看自己和西方国家看中国之间存在的差距。
环球时报:奈斯比特先生的“大趋势”系列给人感觉越来越具体化,但有人说您现在不再轻易预测,也不愿意被别人称为“未来学家”。这是为什么?
奈斯比特:所谓的预测未来大多是些胡说八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理解现在。未来根植于现在,就在我们身边,而不是在某天早晨从天而降的东西。我们关注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关注自下而上的变化。而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会犯错误,他们总是关心中国的领导层,关注自上而下的东西。
环球时报:奈斯比特夫人为什么想到写《梅琳,我的中国》?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会问,在中国,一个“90后”女孩可能不会与父母谈论国家大事,在西方国家会有这样的父母与子女间的对话吗?
奈斯比特夫人:我们完成《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之后,又继续做了很多采访,大部分采访对象是来自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有些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缺少了解,同样,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更少,却总觉得美国有多么好。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简化版的《中国大趋势》。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样的语言风格不太适合青少年。于是我采取叙事体风格,讲述梅琳———一个15岁的中国女孩和温迪———一个来自美国的17岁华裔女孩之间的故事。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两大重要国家,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小女孩之间的对话涉及到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各种问题。
我出生在奥地利,二战刚结束时,德国纳粹留下的影响依然很大,许多成年人不愿意与孩子谈论这段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敢于谈论了。现在,西方国家父母也会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来影响子女。在中国,可能父母很少与孩子讨论国家大事,而且在学校里,一些问题也很少被提及,老师也不太愿意回答。与此同时,西方光鲜亮丽的流行文化、时尚观念大量涌入。因此在中国年轻人脑海中,缺少西方的真实图景,以及中西方的对比。我相信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梅琳,我的中国》一书其实讲的是“为什么中国是这样,而美国是那样”的问题,是不是像书中说的,美国是“成熟国家”,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成熟国家”。
奈斯比特夫人:这本书就是想讲明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和美国就像苹果和橘子一样不同。中国制度和美国制度的唯一差别是,中国的制度还在发展形成当中,而美国的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我们要给中国时间发展自己的制度。我认为,中国的制度会日趋成熟。
环球时报:近日有中国学者在谈论中国国家形象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中国与世界的认识鸿沟”。你们认为,“中国人看自己”和“西方国家看中国”之间存在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吗?
奈斯比特: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与时俱进的,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却明显落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已远远跟不上中国的变化。他们的脑子里都是旧的形象和观念。欧美国家政府正遇到很多棘手问题,而中国引领下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在此衬托下,西方对自身的退步感觉更加明显,西方人自身的不安全感也产生了对中国的恐惧。
奈斯比特夫人:还有嫉妒。西方在20世纪里一直占统治地位,世界的价值观由西方确定。任何不遵守西方道德价值观的国家就被说成是“坏的”,“更坏的”是那些不遵守西方价值观,同时经济上又很成功的国家。
奈斯比特:我们要做的就是缩小认识上的差距。我们注意到,在国际商业界,很多人对我们撰写的一些积极评价中国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们对中国表现出很强的开放性,对中国带来的机会非常感兴趣。我认为,糟糕的是西方媒体。
环球时报:奈斯比特夫人新书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90后”。您认为,中国对欧美“90后”最大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奈斯比特夫人:对欧美“90后”来说,中国是个充满异国情调和魔力的国家。我接触到的一些欧美的年轻人说,在自己的国家机会变少了,于是他们环顾四周,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好现象。美国曾经是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不这么想了。如果中国继续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让全世界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环球时报:在中国对外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方面,你们有什么建议?
奈斯比特夫人:我认为中国首先要放弃“宣传式的语言”。“宣传式”的语言只能让西方人立即闭起耳朵。有时这与所要表达的观点无关,纯粹是如何表达的问题。其次,中国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对于别人有可能发难的问题,有时最好的策略是自己先提出,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打算攻击的人胜算就小了。我感觉,每当中国遭到攻击的时候,中国的回应通常显得被动和僵硬。其实可以做得更聪明一些。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能够打动西方人的心、感动他们的东西。比如多讲讲普通人的故事。只有有了感情,你才能转变他们的头脑。
环球时报: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与美国、日本(专题)、印度等国比,智利成功救出33名被困矿工后,很多媒体又把中国与智利比。对此,你们怎么看?
奈斯比特:简单地把中国与智利相比是不合适的。中国是复杂的。比如,在污染问题上,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制造污染的大户,但同时中国也是花钱最多来治理污染的国家。看看中国今年关停了多少煤矿就可以知道。美国已经基本定型,所以美国可预测和对比。而中国处在形成当中,人们在这里做着各种尝试、摸索和调整。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远比美国等稳定成熟的西方国家要复杂得多。
中国目前与日本(专题)和德国同处在第二梯队,美国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美国仍是世界上最有潜力、最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经济体。我认为,即使中国以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水平,因为美国不会停在那里等着中国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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