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恰当地描绘出丈母娘与女婿间的亲密关系。的确,不论古今中外,说起家庭矛盾,矛盾的焦点几乎都会集中到婆媳之间,“刁婆婆”“恶儿媳”的故事层出不穷,但提起姑爷,女婿,则多是些“一个女婿半个儿”之类温馨色彩的词儿了。由此可以归纳为丈母娘与女婿之间的关系,温馨和睦是主流。当然主流之外还有暗流涌动着的矛盾斗争。在国际婚姻中,外国女婿与中国丈母娘间的矛盾,又因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易交流的语言隔阂而多了几分复杂,几分苦涩,几分心酸。
一、丈母娘三部曲:“画中妈”“隐形妈”“滚他妈”
丈母娘三部曲:“画中妈”、“隐形妈”、“滚他妈”,是张女士在网上看到国际婚姻中一个中国丈母娘发的牢骚,现在张女士自嘲这也是自己在东京女儿家的生活写照。
张女士在上海是中学老师,独生女儿嫣嫣是她的掌上明珠。1999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来日留学,张女士夫妇俩免不了为女儿牵肠挂肚。2年后,女儿考入一家私立大学,学费昂贵,张女士为女儿担心,把老两口的积蓄都换成了日币捎给女儿。但即便如此女儿的学费仍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女儿就去了一家“斯拿库”打工。也是女儿运气好,在“斯拿库”里,女儿认识了一位在日本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当部长的藤田先生 (化名),不久两人结了婚,女儿也在毕业后当起了专职主妇。部长上千万日元的年收入使女儿一家生活很优裕,对丈母娘也不错,部长女婿拿出600万日元为张女士夫妇在上海买了一处住房。
这样怀着对女儿生活幸福、女婿有钱体贴的好印象,在女儿生外孙时,张女士来到日本女婿家。只是这距离一拉近,矛盾也就来了。首先,部长女婿年纪与张女士相差不多,看到花一样的女儿与年过50的部长坐在一起,张女士心中不是滋味。但女儿满意,张女士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坐在一起吃饭,张女士还是感到了与部长双方的不自在。其次,就是具体事了。看到女儿刚刚生完孩子就下床买菜做饭,张女士心疼得不得了,一个劲地劝女儿回到床上躺下,自己能干的都抢着干。虽然母女俩忙得手忙脚乱,但部长女婿下了班,却还是“部长十足”,除了吃饭、上便所亲自动手,其余一律要女儿侍侯。如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要让女儿端上一杯咖啡,进浴池洗澡要让女儿准备好浴衣放在浴室门外等等。看到刚刚生完孩子的女儿冒着虚汗为部长女婿忙前忙后,而腆着肚子打着饱嗝的部长女婿,还是一副受之无愧理所当然的样子,张女士想起上海邻家的家务全包的毛脚女婿,心中的不满也日渐增多。终于在一次吃完饭后,张女士劝了部长女婿几句,无非是要他关心妻子和孩子,女人刚生产完是干不得活的,让他自己也干点家务之类的话,当女儿犹犹豫豫地把这话翻译完后,看到丈母娘的脸色,部长女婿显然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但张女士没想到的是部长女婿却耍起了部长脾气,唰地一下脸色也变了,说了一句日语就上了楼。这句话什么意思,任张女士怎么问,女儿也不翻译。但第二天张女士发现女儿哭了,并告诉张女士以后说话要小点声,部长女婿嫌她说话声音大,以后不要再做饭,部长女婿说她做的饭油太大,难吃等等。
以后的日子很尴尬,张女士与部长女婿早晨见面仍是客气地点头,但很明显,双方都已讨厌对方。但由于心疼女儿,张女士还是忍耐着留在了女儿家,只是开始像中国古代的画中人一样在女婿上班时,帮女儿做家务、带孩子,在女婿回家后就自动回自己的房间,而到了节假日就做了隐形人,尽量不出现在女婿面前,终于过了2个月,看到女儿身体恢复了一些,张女士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滚”回了上海。
二、日本女婿:见到丈母娘就哆嗦
姜焕然(化名)是一位泼辣的哈尔滨姑娘,但比姜焕然更泼辣的是她的妈。1994年经人介绍姜焕然与日本人松井(化名)结了婚,并来到了千叶县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据姜焕然介绍,她刚来日本时吃了不少苦,语言不通,没有亲人,而婆婆又是个严厉的人,她又要干家务,又要学日语,同时还得打工补贴家用,很累。但这些显然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住在崭新的一户建内的姜焕然,俨然就是家中的女王。婆婆已去世,公公不得到她的允许不准上楼。丈夫更是对姜焕然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姜焕然在国内是大专毕业,165cm的身材说不上多漂亮,但年轻有活力。而姜的丈夫在38岁时娶了26岁的姜焕燃,这个身高不足160cm,穿34号鞋的男人显然在严母去世之后就接受了严媳的管束。特别是在儿子出生后,用姜焕然的母亲的话说就是“松井这一家的男人都怕我家焕然”。
在这种背景下,姜焕然的父母来日探亲,住到了女婿松井的家里。刚开始姜母看到矮小瘦弱的女婿也不甚满意,但既已结了婚又有了孩子,一家人也应该好好过日子,就劝女儿对女婿尊重一点。但女儿我行我素,依旧在家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对公公、丈夫动辄斥责。看到亲家公和女婿对女儿只是忍耐,很少回嘴,对姜氏夫妻也十分客气、恭敬,姜母感到女儿在这一家确实在当家,而女婿、亲家公十分窝囊,不知不觉也和女儿一样在家里当家了。虽然语言不通,但也会比划着支使亲家公或女婿做些事,或让女婿、亲家公节约等等,说话的声音也不觉变高了起来。
终于姜母向女儿、女婿提出,你们已新建了房子,我们也想要一笔钱,在哈尔滨市内买一套房子,这样就可以从郊区搬到市内去住了。同时每月要帮女儿带孩子,由女儿女婿提供生活费用。当女婿战战兢兢地提出家里没有钱时,老岳母笑了,为他们算了一笔账,如今女婿每月工资20万日元左右加上女儿打工十几万日元,去掉还房子的贷款十二三万日元和乱七八糟的费用自然是剩不下了。但亲家公每月却有近20万日元的年金可以剩下不少,亲家公会有积蓄。没想到一向不声不响的女婿说,父亲的钱不是他的,不能用,况且父亲也没有存款。等女儿一翻译完,姜母就急了,骂女婿不骂女儿,最后骂亲家公,虽然女婿父子没听懂她骂的内容,但从此以后,女婿父子是怕了她,见到她就低头绕着走。
眼见归期要到了,买房子的钱还没有影子,姜母不得不再次与女儿商量,一定要把亲家公的年金掌握住。这样以后就有钱了。女儿于是多次到老公公的房间要存折,但老公公也犯了倔劲,说什么也不给。就在母女俩为此绞尽脑汁时,一天已有一个多星期下班不回家的女婿又战战兢兢地回来了,并对女儿商量说,现在住的房子是以他的名字建的,由他来付银行贷款,但土地是父亲的,现在父亲要搬走,要把土地卖给他们,这样即便以便宜价买下,每月也要还贷款六七万日元,加上房子的贷款,每月就要还20万日元左右,这样家里难于支付,况且银行也很难贷款,而不买父亲会卖给别人等等,听完这笔账,姜焕然也不吱声了。第二天女儿就劝妈妈回中国。在回国的路上,姜母怎么也不明白,那么窝囊,见她说话直哆嗦的女婿,会把她赶出来。但最后也有安慰,“毕竟女儿家是女儿当家,只要女儿帮我,就肯定会有办法把钱弄出来的”。
三、丈母娘:再也不会来日本了
刘先生夫妇是在女儿、女婿的再三邀请下来日本的。女儿早年来日留学,大学毕业后在日本找到了工作,后与一日本同事相恋并结婚,婚后女儿、女婿多次到沈阳看望他们二老,并邀请他们二老去日本玩一玩。对此刘先生夫妇总是以尚未退休工作忙为藉口,推脱了。2005年刘老先生退休了,终于在秋高气爽的9月,老两口来到了日本女儿女婿的家。
初到日本,刘先生夫妇感到日本空气好,环境好,干净整洁,很开心。女儿家也是一尘不染,女婿对他们很客气,但毕竟语言不通也不可能过多交谈。
但不到1个星期,老俩口就感到了不便。一是寂寞,平时女儿、女婿都上班,老两口电视看不懂,就在房子周围走了一圈又一圈,再回到家里看电视画面,日子过得很无聊。出去购物吧,来时认为女儿、女婿这里会给零花钱就没怎么带外币,而事实上女儿、女婿在他们来了以后从没提钱的事,他们也不好意思问。随着日子一长,他们不习惯的事也就更多了。首先是女儿、女婿花钱要记账,每天女儿都会把买东西的收据交给女婿,包括买一根萝卜,一罐汽水的钱,然后女婿在吃过饭后,仔细地把收据输入电脑内统计。为此老两口感到尴尬,也就尽量不花钱。钱可以不花,但饭却不能不吃。每天女儿到家会做饭,但多是烤得干干的一条鱼,拌点蔬菜,还有大酱汤什么的,再多来几个生鱼片,油炸的鸡块,炖点汤等等,以日本习惯为主。老两口吃过几天就觉得嘴里没味了。一次刘母主动下厨房做了几个中国菜,女婿回来后,连说“好吃,好吃”,刘母也高兴了,表示以后多做一些。但女婿却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不可以,因为中国菜油烟大,做了中国菜,家里就有怪味道,以后不可以做了。就这样刘母再也不敢上厨房了。周末女儿女婿有时也会请他们去饭店吃,这时又以吃日本的料理为主。每次吃饱了,可没过两个小时,又饿了。刘老先生夫妇在国内都是搞技术工作的人,很好面子,不好意思与女婿说,只好忍着。一次刘母心疼老伴,就悄悄地与女儿说了,想向女儿要点钱,平时也上街逛逛,吃两顿中华料理,没想到女儿只给了一万日元,还说,在日本都是这样,每天记账,乱花钱女婿会追究的,气得刘母直骂女儿已变成了假洋鬼子。
就这样不能逛街,食不下咽,又看不懂电视,二老常常在家四目相对,默默无语。回国吧,来时已与亲朋好友说好最少呆3个月,同时女婿一向对他们客客气气的,怎么也不好意思说要改变计划提前回国的事。就这样刘先生每日饭量大减,但烟量大升,每日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到阳台上抽烟。终于3个月要过去了,当女儿、女婿问他们是不是要续签一次时,刘先生夫妇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示:“不用了。”然后是女儿女婿带他们去买回国的礼物,刘先生得到了一个精致的钱包,刘太太得到了一件风衣,当女儿女婿向他们征求意见时,刘先生刘太太只有一个劲地点头称好。
终于回到国内,刘先生体重减了5公斤。刘太太急忙拿出积蓄到大连的日货商场买些日本产的东西以当作从日本带回来的礼物送给亲友。以后翁婿仍是互动良好,刘母仍是挂记着女儿。只是在女儿、女婿请他们再去日本玩时,刘氏夫妇再次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去了,不去了”。其实私下里刘先生已对朋友表示,“这辈子,再也不会去日本了。”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亲人间的矛盾是人世间最普通却也是最复杂的矛盾,跨国婚姻把两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度的人连在一起的同时,也把两个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风俗的家庭连在了一起,其中的悲欢离合,也就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背景下呈现出一种“国际性”色彩,中国丈母娘与日本女婿间有跨越国籍的亲情和关爱,当然也有着跨越国籍的“难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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