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过70%的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都集中在非洲国家VS 中国艾滋病患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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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病患暴增 高校沦为重灾区
2018-10-08 Monica666 / 凤凰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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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图为2017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内放置的艾滋病匿名检测包（HIV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
近日，在中国“第5届艾滋病学术大会”上，专家披露，仅2018年第2季度，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40,104例，其中性传播占93.1%。
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速度之快令外界震惊。知名评论家周蓬安撰文分析，近年来，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呈暴增态势。
根据已有数据，分析了艾滋病在中国发展的大致趋势。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82万0756例，报告死亡25万3031例。其中，既往感染者本季度转化为艾滋病人7,389例，本季度报告死亡8,018例。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9月，中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累计死亡20.1万例，也就是说，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6月底共7个季度，死亡约为5.2（25.3-20.1）万例。如果相对匀速死亡，上半年死亡约为1.5万例。
以每季度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4万例为计，今年上半年就有8万例，可得出去年年底的数据是75.57（82.07 +1.5-8）万例，报告死亡约23.8（25.3-1.5）万例，合计99.37万例。
即使今年后两个季度的新增量仍按照保守的8万人计算，到今年年底这两个数据（99.37+8）相加，就是123.37（82.07+25.3+16）万例，较去年同期增长24.15%，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还不到7%。
周蓬安指出，艾滋病以高于GDP几倍的速度增长，给人以洪水猛兽正在袭来的感觉。如果得不到更为有效的控制，几年后，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艾滋病大国”。
对于造成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可怕增长态势的原因，周蓬安认为，一是中国从2010年4月开始取消了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的外国人的入境限制，允许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入境。
二是与大量非洲留学生涌入有关。据有关方面披露，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十几个地区都是非洲，全球超过70%的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都集中在非洲国家。
而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市场，很多留学生来华前就已经感染上艾滋病毒。中国每年为这些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提供每人近10万元的资助，这些留学生除了日常开销外，还有余款嫖娼甚至“包养”中国女孩，“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暴增的主要原因。”
三是“基情”传播。BBC报导说，大多数新案例是通过性传播，标志着传播途径已有所改变。过去，在中国某些地区，艾滋病迅速传播主要是因为输血感染。
中国高校已沦为“艾滋重灾区”近年来，在教育领域，对外办学、招收外国留学生成为很多大学的办学目标。中共教育部计划到2020年全年中小学校留学人员达50万人次，高校留学生15万人。随着开放办学的加快，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因素。
某大学辅导员在网上爆料说，非洲留学生私生活混乱。“男性黑人留学生置身校园，如同置身于皇帝的后宫一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据我观察，我们班的一个男性黑人留学生平均每月都要换一个中国女大学生女友。”
2015年，重庆某高校两名黑人男性大学生夜晚带三名女大学回到寝室，当晚五人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因动静太大，被寝室隔壁的韩国留学生举报，当时在校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校方考虑到男方是非洲留学生，不想将事态扩大，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去年4月，湖南长沙岳麓区大学城爆出106名大学生艾滋患者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今年5月26日，艾滋病匿名检测包（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在上海高校部署完成，上海同济大学的艾滋病匿名检测包，仅用时6个小时即宣告售罄。去年，清华大学等11所高校均为24小时宣告售罄。
中共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年度新增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在相应年度青年感染总人群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5.77%上升至2014年的16.58%。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国际艾滋病10%的“重灾区”认定感染红线值。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原标题：中国艾滋病患暴增 高校沦为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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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成“艾滋病”重灾区！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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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南昌市疾控中心通告称，全市有37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8成是同性传播造成。且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出现，背后原因引关注。
　　陆媒报导，近5年，南昌市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2011～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性传播占83.61%。报导称，事实上，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南昌，在整个大陆范围，艾滋病在高校男同性恋群体的感染率也在逐年递增。
　　官媒《人民日报》9月26日发表文章《为什么高校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中列举了大陆一线城市高校学生感染艾滋病的现状：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较快。近两年，北京市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为传播为主。
　　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去年同期上升31.4%。
　　广州：从2002年开始发现学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117例，九成都是经同性的性传播感染。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涨的同时，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说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
　　文章引述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的话：“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高校本为一方净土，学习的乐土，创新的乐园，为何成为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
　　大陆人唯一的信仰——钱
　　中共治下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婚恋观、价值观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性解放思潮泛滥。中共官员淫乱已成常态，落马官员中95%包养情妇。淫邪思想和行为也深入了社会各个阶层，色情行业泛滥，人们笑贫不笑娼。
　　据港媒报导，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中国妓女人数多达400万至600万，遍布每一个城市的酒店、宾馆、卡拉OK、发廊、按摩店等。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卖淫大国，也是第一性病大国，将来可能成为第一艾滋大国。
　　大学生为了来钱快，也加入卖淫行列。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认为，原因多种多样。
　　马晓明表示，总之是道德沦丧，包括学校风气沦丧。人们一切往钱看，只要能赚到钱，只要能够有虚荣，只要能换取所追求的物质生活，什么手段、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要紧。现在的中国人没信仰，但信仰金钱，也有家庭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的，再一个就是大学管理非常松弛。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说，在国外听到中国女大学生中出现卖淫现象，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反映了目前中国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蓝云：“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财这个事好像没有人会厌恶它，有钱大概总是件好事，但还是要取之有道。那现在的大学生应该是以君子自居吧！如果连大学生都取之无道的话，那这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确实是有问题。”
　　淫乱毁的不只是自己
　　与现代人谈“色心邪念起，即结罪业果”的话题，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根本当作耳边风。因为现代人浸泡在色情的氛围当中，久而不知其毒，当然也就不信其害。所以几乎是人人在麻痹中司空见惯，在认可后几乎是个个随波逐流，甚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终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遗患给后世子孙。
　　中国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圣人先贤们世代传袭著做人的道德准则，“万恶淫为首”，把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轻浮放荡、骚首弄姿、亵狎虐戏都视为败坏人伦、不知廉耻的行为，即使正常夫妻之间也应相敬如宾、相成若友。
　　古代的中国，不同朝代的不同史籍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许多劝人避色守德的故事，有的人拒绝美色的诱惑守住德行操守而命改福长，或高中榜首，或延寿增财；有的却因行淫戏谑而被夺取命中本有的功名与富贵，或郁郁而终，或及时悔改尚为不晚。
　　署名童心撰文《宣淫害人 恶报昭彰》中列举多个实例，表示不仅淫乱之人会祸及家族，而且宣扬淫乱的人也同样祸及子孙。
　　文章介绍，《金瓶梅》一书刊行问世后，对社会风俗的负面影响不可估测。结果其作者笑笑生的子孙三代也都是哑巴，而且后代皆平庸低劣，五世后绝子绝孙，让人怎么能不引以为戒？
　　唐朝诗人元稹，看见表妹绝世美貌，一心想娶她为妻。求婚遭到拒绝后，他恼羞成恨，愤而写了《会真记》。作品中虚构他表妹和人偷情唱和，毁谤她表妹的名节，非但导致崔莺莺蒙垢千秋，而且把后世读者也引向偷情私会的邪路。结果元稹不久就遭恶报在万分痛苦中死去，这还不算，死后他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
　　后世的王实甫在《会真记》这一题材的基础上，编写成戏剧《西厢记》，露骨的描写张生与崔莺莺偷情私会的情节，结果书还没有完成，作者王实甫便无法克制情欲，从而咬舌自尽而死，恶报竟然显在当时，真是报应丝毫不爽！
　　现在人可能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伤身伤命，却很少人注意到人生的其它方面也与之相关联，比如生活突遭不幸，仕途受阻，财运渐衰等等。古人的这些实例就是告诉人们，不仅不能做坏事，也不能有恶念，举念神知，暗室慎独，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文明本色，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诱导性解放
　　中国传统文化绵绵五千年，道德心法约束中国人为善、知耻。但是终供篡权后，中国传统文化被党文化取代，失去了信仰的国人，只相信钱，放弃了道德、放弃了老祖宗的遗训、放弃了礼义廉耻。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中国社会性泛滥到目前这种程度，其实是终供数十年诱导、纵容的结果。
　　石藏山说，在中国，书刊、影视、网站都在大量散发着色情信息，引导人们步入色情陷阱；而一些正面的、正义的书刊、文章却被禁止、被过滤；许多持正见的异议人士被抓被打被关；有信仰的民众被镇压，这都说明了终供的舆论导向。
　　终供官员的淫乱、学校教师强暴学生、网络和电视媒体的性宣传、大学生卖淫??从官员到平民，从文艺界到教育界，淫乱充斥着中原大地。
　　在这种色情环境下，不仅使性病、艾滋病等疾病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途径，损害了国民的身体健康，更可怕的是使中国人的道德急速下滑，是在从根本上毁灭人类。

日前，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显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报告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
感染数据触目惊心
看看下列“细思极恐”的数字：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较快。近两年，北京市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为传播为主。
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去年同期上升31.4%。
广州：从2002年开始发现学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117例，九成都是经同性的性传播感染。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涨的同时，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说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
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象。
八成源于“好基友”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在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 .6%，形势非常严峻。
以广东为例，2002年至2015年，广东累计学生艾滋病病例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比70%；在江西南昌2011—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83 .61%；湖南省从20 0 7—2015年累计报告536例，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主要是男性，占90%以上，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占69.6%。
对此，吴尊友分析，大学生男男同性传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早期对这部分人群不够重视，监测不到感染情况，二是大学生刚从高中学业压力中释放出来，对男男同性性行为感到新鲜，就想“尝试一下”，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性观念开放，性知识滞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性话题及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2015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级进行摸底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 .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大学生的性观念、性心理、性行为虽然趋于开放化，可是对于性病知识的缺乏及预防能力却令人堪忧。
以广州10所高校600名在读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小组座谈等形式进行对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性病的了解甚少，50 %的学生表示“有所了解”，23%的学生表示“不了解”；在处理性病的问题上，54%的受访学生选择“自行去看医生”，少数学生选择“默默忍受”。
甚至有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离艾滋病很远，不会被感染。广州高校大学生防艾公益组织介绍，大学生“男男”之间没有避孕需要，大多不会采用防护措施，导致“男男”成为大学生艾滋感染最高危的群体。
教育宣传的缺位
调查显示，互联网、书本、杂志和跟同龄朋友交流是获取性知识主要途径。其中，不少男生通过互联网、色情材料了解性知识。
传道授业的大学，却忽视了人生的“必修科目”———性安全教育。
陕西某高校教师刘闻，自己也是一位艾滋感染者，他说校领导往往对性教育闻之色变、避而不谈。刘闻表示：没有人愿意谈。如果谈的话，可能社会上会认为，是不是这个学校有问题，会影响学校招生。
有些高校即使开展性教育，也仅限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
在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看来，高校防艾教育开展的最大阻碍，恰恰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
如果大学防艾知识课堂持续“失语”，学生们得不到健康、正确的教育，很可能误入歧途甚至给他人带来伤害。
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防艾工作虽说是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分内事，但是，我们的社会各界也应该有良知，来促进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健康成长。孩子考上大学，作为家长，依然不能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尤其是性方面的教育，要有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安全度过青春危险期。
《人民日报》微信韩健
对策
应有针对性地普及加强艾滋防控教育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对暗娼、吸毒人员、“男男”、性病门诊、肾透析、无偿献血、青年学生进行检测。专家介绍，除疾控部门主动对这些高危人群检测外，市民还可以享受免费自检。但居民自检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检测55万人次，除了重复检测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愿检测人数还不足10%。“很多人还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侥幸心理。”专家说。
正是这种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的心理作祟，艾滋病的自知率在我国并不高。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我国估算为54%。
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专家分析说。


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并不了解。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对于在高校中日益庞大的这一群体，廖文科认为，高校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普及和加强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为这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学生们完成学业提供方便。

正午时分，中国清华大学学生综合服务楼内人来人往，这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北京时间11月13日，一种名为“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的装置被悄悄安放在了这座楼一层的楼道里。这意味着，清华学生通过简易的操作就能检测自身是否得了艾滋病。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只是比一般的自动售货机多了一个不大的“样品回收箱”，点击触屏上的商品目录，前3页都是各种饮料和零食的名字，最后一页的目录中才出现一项“HIV快易检”，用手机支付后便能获得。路过售卖机的学生发现，14日中午12点，该商品显示“已售完”，而它仅仅安装了一天。
清华大学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了解，首批安装了售卖机的中国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中农大、北交大、北理工、北师大、北林大、国际关系学院、八维学校。北语、北外两校今年有望安装，售卖机在明年底前将覆盖海淀区内所有高校。
除了海淀区，朝阳区的中国传媒大学于去年安装了同类售卖机，厦门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近年也有同类举措。
艾滋病检测包到底怎么使用？
这种检测包的市场售价298元，但在高校内只卖30元，里面包含使用说明书和尿液采样器，购买者通过自动售卖机购买之后，再把自己密封的尿样放回售卖机的投样箱里，厂家就会看到反馈，派人收回并送到官方指定专业机构检测；购买者会得到一个编码，尿样送回10天后，凭编码就能上网查询检验结果，整个过程完全匿名。
海淀区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今年9月27日至11月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清华大学外的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未感染）。
然而，并非每个送检的人都这么幸运……
杨光（化名）：他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三的学生，他是父母的骄傲，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的部长。然而，2015年9月的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他的人生从此被残酷地改写了。
大三上学期，杨光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男生，在跟这个人的交往中，他被感染了艾滋病。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被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他独自去了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他“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雪儿（化名）：我今年20岁，在长沙读大二。今年2月，在长沙湘雅医院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一瞬间，唯一的感觉是我完蛋了。
当医生对我说，“确诊你感染了HIV病毒。”我傻了，脑子里有个东西嗡嗡嗡地叫，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无异于是我的死亡通知单。
去年国庆，我与一个男生发生关系，对方一定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想把我也拉下水。在回学校的路上，除了能想到死亡，我脑海里几乎全是空白。我害怕，我怕别人知道了会把我当怪物看，我打算瞒我父母一辈子，我隐瞒身份只为了活下去。
张怡（化名）：毕业于山西某高校，艾滋病快速检测中心的志愿者。他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大三学生，名叫刘森（化名）。艾滋病快速检测是用采样棒沾取牙龈的渗出液进行分析，准确性大约在90以上，所需时间不超过20分钟。在等待检测结果时，刘森一直紧紧捏着张怡的手，而当阳性的结果呈现在两人面前的那一刻，在痛苦的哀号声中，张怡办公室内所有能被投掷的物品都被刘森砸了个稀烂。从那以后，张怡一直跟刘森保持联系，督促他吃药，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2016年春节前，刘森突然失联，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两个月之后，在一间低矮的地下室里，张怡和****一起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通过衣服口袋里的证件和一双张怡曾见过的皮鞋，刘森的身份才得到了证实。法医判断他是病发身亡……
艾滋病，高校的魔咒
“艾滋病”、“象牙塔”，两个词看似毫无瓜葛，如今却被一串串急剧攀升的数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圣洁的高校仿佛中了魔咒，挥之不去，特别是近几年，学生“染艾”人数迅速增加……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较快。近两年，北京市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为传播为主，2016年15至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
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4%。2016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794例，以男性为主，其中18至24岁年龄段占四分之一。
广州：从2002年开始发现学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117例，九成都是经同性的性传播感染。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艾滋病患者的自知率并不高（图源：VCG）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涨的同时，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说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据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显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报告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
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至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象。
高校本为一方净土，学习的乐土，创新的乐园，为何成为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的？
高校染艾者八成源于“好基友”
根据中国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在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6%，形势非常严峻。
以广东为例，2002年至2015年，广东累计学生艾滋病病例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比70%；在江西南昌2011至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83.61%；湖南省从2007至2015年累计报告536例，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主要是男性，占90%以上，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占69.6%。
对此，吴尊友分析，大学生男男同性传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早期对这部分人群不够重视，监测不到感染情况，二是大学生刚从高中学业压力释放出来，对男男同性性行为感到新鲜，就想“尝试一下”，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性观念开放，性知识滞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性话题及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2015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级进行摸底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大学生的性观念、性心理、性行为虽然趋于开放化，可是对于性病知识的缺乏及预防能力却令人担忧。西安南郊某高校22岁男研究生小东（化名）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感染艾滋病，“一直不敢也不想检查，总觉得距离我很遥远。”外表斯文的小东说，他在读研前就比较喜欢男性，“男友”都是经网络认识的，通过QQ聊天，等聊得投缘后就约会，“有四五个，长的交往几个月，短的就一次”，大家在一起不问名字，也不用安全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哪位“男友”感染的，是否还有人因为自己而感染。
教育宣传的缺位
连年高速度增长的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病例对于学校、对于社会、对于每个家庭都将是一场噩耗。
调查显示，互联网、书本、杂志和跟同龄朋友交流是获取性知识主要途径。其中，不少男生通过互联网、****材料了解性知识。
传道授业的大学，却忽视了人生的“必修科目”：性安全教育。陕西某高校教师刘闻，自己也是一位艾滋感染者，他说校领导往往对性教育闻之色变、避而不谈。刘闻表示：没有人愿意谈。如果谈的话，可能社会上会认为，是不是这个学校有问题，会影响学校招生。
有些高校即使开展性教育，也仅限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陈子煌所在的公益组织曾在高校开展过讲座，但效果不甚理想。陈子煌说，那些学生都不是自己来的，是学校团委下发命令，每个班要来多少个人，来加学分的。
在中国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看来，高校防艾教育开展的最大阻碍，恰恰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
如果大学防艾知识课堂持续“失语”，学生们得不到健康、正确的教育，很可能误入歧途甚至给他人带来伤害。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中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这些被感染孩子的人生悲剧已经无法再弥补。
较低的自检率和自知率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对暗娼、吸毒人员、“男男”、性病门诊、肾透析、无偿献血、青年学生进行检测。专家介绍，疾控部门主动对这些高危人群检测外，市民还可以享受免费自检，但居民自检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检测55万人次，除了重复检测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愿检测人数还不足10%。“很多人还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侥幸心理。”
正是这种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的心理作祟，艾滋病的自知率在中国也并不高。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中国估算为54%。
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专家分析说。
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我也不敢告诉妈妈，她是很要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
而正在读研究生的吕洋（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确诊为艾滋病后，在宿舍吃药时不慎被室友发现，他当即被其余三位室友赶出了门外，行李和衣服都被从阳台直接扔下了楼。面对紧闭的宿舍大门，抗议无效的吕洋只得回家居住，开始走读生活。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敢向父母坦承自己的病情和性取向，“万一他们赶我出去怎么办？”
对于在高校中日益庞大的这一群体，中国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认为，高校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普及和加强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为这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学生们完成学业提供方便。
共同努力，把艾滋病毒逐出校园
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只需要思考的时候，而是需要面对、需要以实际行动来应对的时候。要将艾滋病毒逐出校园，不能再停留在口号上，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防艾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分内事，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有良知，来促进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家长，不要以为孩子考上了大学就万事大吉，放任孩子，这其实同样会害了孩子。相反，他们不但不能放松对孩子的教育，还要不断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安全度过青春危险期。
如果说曾经的失语已经难以弥补，那么今天严峻的现实会倒逼中国行动起来，关心、关注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孩子，还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编辑于 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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